袁亚湘:经营中国最好的数学期刊
2020年是《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成立7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我与 《中国科学》 / 《科学通报》 ”系列访谈，邀请曾经关心指导或亲自参与两种期刊编辑出版的管理人员、科学家、作者和读者，回顾期刊发展历程，展望未来，提出期望和要求。
使命延续已久，“两刊”将以70年为新起点，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
袁亚湘院士
袁亚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信院士、美国数学学会第一届会员、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运筹学研究，取得了系统的成果，在信赖域方法、拟牛顿法、非线性共轭梯度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亚湘自1995年起在《中国科学》发表代表性研究成果，自1996年起担任《中国科学》编委，自2013年起担任《中国科学：数学》主编。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积极推动期刊的发展，为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 7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杂志采访了总编辑袁亚湘。在这次采访中，袁主编回顾了他在《中国科学》年发表的代表文章，并回忆说，从《中国科学》年的编委会到《中国科学：数学》年的主编期间，他尽了自己的职责，促进了刊物的发展，加强了编委会和作者的参与，使越来越多的数学界人士认识到《中国科学：数学》是中国最好的数学刊物。带着科学家的强烈使命，他呼吁改革数学教育，增强文化自信，并为刊物的长远发展提出建议。
钻研难题，在 《中国科学》 发表代表性成果
你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很多文章，还记得第一篇吗？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贡献给《中国科学》的？
袁亚湘：,我在《中国科学》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94年提交、1995年发表的《DFP算法的收敛性》一文。DFP是世界上第一个拟牛顿算法。DFP是否收敛于凸函数是优化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我的文章，在一些条件和假设下，证明了DFP的收敛性。虽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90年代初从德国回来后，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杨乐老师希望我的工作能体现在《中国科学》上。应杨老师的邀请，我将这篇文章提交给了《中国科学》。这篇文章发表已经20多年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什么进展，我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我在《中国科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做过的比较重要的工作之一。
您在 《中国科学》 发表的文章中，有哪几篇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袁亚湘：'s关于DFP算法收敛性的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这篇文章的引用率不是很高，但是这个结果很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很难的。希望我们中国人以后能推动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
后来和戴米红合作。戴元法对共轭梯度法的研究影响很大。这方面的系列作品已经在《中国科学》上多次发表，印象深刻。
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和聂家望在2000年前后《中国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扩展SDP问题的一种潜在约简算法》。SDP是当时的热门研究课题，是凸优化。当时研究的SDP是矩阵变量的线性问题。我和聂家望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所谓扩展SDP的，我们在《中国科学》发表的文章是世界上最早研究二次半定规划的工作，所以这篇文章
在您的众多成果中，您最欣赏哪几项工作？'s自己引以为豪的工作，一是对信任区的系统研究；第二种是共轭梯度法，《中国科学》发表了一些文章；第三种是拟牛顿法，证明了Broyden凸族从BFGS到DFP(不包括DFP)的全局收敛性，关于DFP的重要进展也发表在《中国科学》；第四个是子空间方法，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被邀请了45分钟。我在这四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袁亚湘：
你是怎么成为《中国科学》编委会成员的？刚当上编委会的时候，我是怎么考虑《中国科学》这个职位的，对编委会的职责有什么期待？
从编委到主编，履职尽责推动刊物不断提升:我在《中国科学》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于1996年成为《中国科学》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当时《中国科学》是一个大的编委会，各学科汇集在一起，杨乐先生是主管数学的副主编。90年代中期，我恰好是计算数学领域中青年一代数学家的代表成员。1996年编委会换届，杨先生邀请我担任编委会。当时杨老师把《中国科学》定位为中国数学最好的综合性刊物，所以一方面要求我们编委会投稿，一方面要求编委会审稿时严格把关。从我当主编到2013年当主编，我贡献了很多文章，包括共轭梯度法系列文章和我和聂家望的文章。在审稿方面，由于《中国科学》以纯数学为主，我的编委会处理的稿件不多，但我严格把关，大部分投稿被拒。《中国科学》编委会的职责在我担任编委会20多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袁亚湘：
您从1996年9月起担任 《中国科学》 的编委，2013年1月起担任 《中国科学：数学》 主编至今，在这些年中， 《中国科学》 发生了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最明显的变化是编辑委员会的参与。过去杨乐先生做主编付出了很多，但当时编辑部付出的并不多，现在编辑部的参与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担任主编后，调整了编委会结构，增加了5名副主编，这也符合综合性期刊的特点，对期刊的发展有着本质的影响。他们虽然被称为副主编，但实际上，他们的许多权利与主编完全一样，他们有高度的责任感、积极性和参与期刊工作的热情。每年我们都召开全体编委会，凝聚集团力量，奖励优秀编委会，鼓励编委会积极投资期刊。在几位副主编的积极参与下，编委会成员的参与度有了很大提高，更多的人关注了《中国科学》。这种变化非常明显。
袁亚湘：
第二个变化是作者的参与。一方面，我们邀请了许多优秀的手稿，如开设“国际著名专栏”邀请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投稿，并组织了一系列高水平的中英文专辑，使期刊的学术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做法，包括奖励优秀的论文和作者。近年来，我们定期举办数学和跨学科的高端学术论坛，使得更多数学方面的优秀作者愿意积极投稿，这也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三是编辑部的变动。首先，大部分编审人员都是有数学背景的博士，与以往完全不同。其次，在过去，编辑在办公桌上花的时间更多。如今，编辑更多地拜访专家学者，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积极参与学术活动，征集稿件。
当然，这些变化和发展有赖于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视，以及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使期刊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杰出数学家和杰出人士做出了贡献
我在2019年度 《中国科学：数学》 全体编委会议合影主要担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数学大国，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数学期刊与之相适应，但我们的出版物与成为世界级强期刊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作为主编，我对期刊的期望是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挖掘优秀的稿件来源，发表优秀的科研成果，目标是办好期刊。但是《中国科学》杂志毕竟是企业，要面对运营和效益的压力。杂志和编委会的目标可能不完全一样，这也是我的苦恼。当然，这是制度原因，在这方面只能尽力“求同存异”。
说到成就感，首先我很高兴看到数学界的同行越来越认可《中国科学：数学》。事实上，同行的认可对期刊的质量是最重要的。第二，在我担任主编的七八年间，越来越多的编委会重视期刊，愿意为她付出，为她负责。第三，越来越多的优秀数学家愿意为《中国科学：数学》贡献自己更好的研究工作，包括吕启铿院士、马志明院士、彭实戈院士、田刚院士、张卫平院士、周翔宇院士。第四，国际上已经有非常热心的国际编委会，比如亚瑟贾菲，愿意为期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编辑委员会能够积极参与我们期刊的建设。这些都表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作为主编，您觉得哪些情况最让您苦恼？ 哪些事情又能给您成就感？
袁亚湘：《中国科学：数学》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比较好的刊物。我们以国内最好的数学期刊为起点，瞄准国际最好的期刊，正在慢慢追赶的过程中。虽然与最好的国际期刊如《数学四大期刊》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在不断进步。
经过多年的努力，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数学界人士认可《中国科学：数学》，也有很多著名学者愿意贡献最好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中国科学：数学》已经成为大多数数学家投稿国内期刊的首选。在国际上，很多国外数学家也认为《中国科学：数学》是中国数学最好的期刊，如果不谈具体的专业领域。总的来说，无论是学术声誉还是办刊的具体水平，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数学家认为我们的期刊是一份好的数学期刊。
毕竟《中国科学：数学》是综合性期刊。与那些专业期刊相比，它有一些缺点。比如在计算数学领域，我国研究计算数学的学者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投资国际上的暹罗(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和国内的JCM(计算数学杂志)。所以《中国科学：数学》将很难与那些专业期刊竞争专业领域最前沿、最热门的文章。鉴于这些方向，我们可能会邀请更多的评论文章，介绍一些新的学科，创造一些新的方向，并在这些领域做出努力。
您如何评价现在的 《中国科学：数学》 ? 与您了解的其他国内外期刊相比， 《中国科学：数学》 有哪些特点和不足？
如何评价我国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的现状？
目前，袁亚湘：和中国数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应试教育和过早竞争，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数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兴趣。做的好不好，有没有兴趣很重要。表面上，我们可能认为高等教育做得不好，但实际上，它植根于中小学。我们的中小学非常重视分数，这使得大量的青少年不得不做很多题，孩子逐渐对数学失去兴趣。应试教育是个大问题。小学考试多，初中中考，高中高考。孩子小的时候竞争很激烈，导致孩子在大学里竞争意识很弱。就数学研究而言，其实中小学学的数学是“”(数学符号，指的是一个很小的量)，内容不多。真正做数学研究，需要在大学阶段打好基础，才能做好研究。现在我们国家正好相反。高中之前，数学有一点“”，大家都花了无穷的精力去学习；上了大学之后，内容无限，孩子基本上把“”的精力都花在学习上了，这是个大问题。过早比赛相当于长跑运动员，前五公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后面跑不动。因此，我国的数学教育和数学研究形势是好的，应试教育和过早竞争是根本问题。希望能有这样的机制，让我们的青少年在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没有太大的压力，上了大学以后好好学习，就好办了。
科学家担当，呼吁改革数学教育和加强文化自信
袁亚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自信。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进步，科学期刊也在进步。期刊的进度可能会慢一点。中国有许多一流的科学家，他们的杰出研究工作大多投资在国际期刊上。我观察到的是，现在中国很多科学家把他们最好的文章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放到中国期刊上，四分之三放到国外期刊上。美国科学家最好的文章在美国期刊上一定有三分之二以上，欧洲科学家在自己的期刊上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文章，这是自信的表现。如果说未来中国的科技是世界第一方阵，那么中国的科技期刊绝对应该是世界第一方阵。所以，最迫切的问题是自信。中国科学家应该首先把最好的文章，至少一半，放到自己的期刊上。
二是评价体系。目前对科研的评价还是过于关注文章发表在什么期刊上，而工作本身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鼓励大家，在评价科技的时候，不要说期刊，只说具体的工作，发表在任何期刊上。比如冯康先生在有限元方面的工作，没有人关注有限元文章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冯康的辛算法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该方向的文章全部发表在国内期刊上。靠期刊提升自己的名声，是和别人搭顺风车，并不体现作品本身的重要性。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要太快太快。就拿跑步来打个比方吧。假设我们都是长跑运动员。现在美国期刊和欧洲期刊在第一梯队，我们中国期刊在第二梯队。我们要明白，只要有加速度，能跑的轰轰烈烈，沉下心来，坚持跑，就一定能追上。而不是跑两步就抬头，数我的数，跑几步之前先数我的数，当然越来越难跑了。如果你真的想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保持冷静，明确自己的目标，知道该做什么，坚持下去。比如要争取国内最优秀学者的文章至少有一半发表在我们的期刊上，吸引一些国际上的好文章。坚持这样做，慢慢就会成为好的期刊，所以要有这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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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给中国期刊定出了明确的发展时间表：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您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袁亚湘：首先提出，虽然《中国科学：数学》是一份综合性的数学期刊，但在学科布局上应该以基础数学为主。无论是发表文章的学科分布还是学术发展方向，都要接近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级数学期刊。要了解《数学年鉴》等“四大期刊”发表文章的学科分布情况，紧跟其步伐，关注世界上最前沿、最重要、最活跃的研究方向。通过发表文章，引导国内数学界真正瞄准国际前沿开展研究工作，也是期刊的重要功能。当然，我们的期刊也应该吸引优秀的、真正原创的文章，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鼓励中国数学家敢于探索新的途径，提出自己新的数学问题，开辟新的数学研究方向，促进数学的发展。
第二个建议，我们目前的重点和工作重点，是吸引国内最好的工作岗位。我们希望专注于最好的国际成就，吸引好的国际文章。但《中国科学：数学》毕竟是中国人办的刊物，主要依靠和依靠国内数学家，所以重点是尽可能吸引国内最好的工作岗位，这是我们真正的基础。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进一步吸引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也要求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把握学术前沿，了解国内哪些学者做得非常好，可以积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联系；要了解什么是重要的国内研究，近期可能会有突破；我们应该关注中国的中青年数学家，关注他们做的真正好的工作，努力把最好的工作吸引到我们的出版物上来。
希望《中国科学：数学》尽快国际化，成为一流的国际期刊。
放眼未来，寄语刊物长久发展